近些年来，网上传颂着不少周总理与邓大姐的书信。
其中的一些话语，被许多网友视为很浪漫的“爱情金句”。如“望你珍摄，吻你万千”“我这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唯你，我希望有来生”等等。
周邓爱情，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，成为一种被后来人所羡慕的模范爱情。
不过，作为一对革命者和政治家，要描述和理解他们的爱情，绝不止这些甜蜜的情话而已。
01
大约在1923年春天，远在欧洲的周恩来给邓颖超寄来一张明信片。
这张明信片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罗莎·卢森堡的画像。他们是当时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、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也是一对革命的伙伴，在1919年被德国政府杀害。
图为李卜克内西和罗莎·卢森堡的画像。
他们两人的牺牲，似乎对周恩来的震动很大。在旅欧的几年时间里，他不止一次在给同学好友的信里，附着这两位革命者的画像。
只是，给邓颖超的明信片有所不同。周恩来在那上面还亲笔写着一句话：
希望我们两个人，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，一同上断头台。
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。
除了周恩来，又有谁会用“断头台”来告白呢？
然而，邓颖超起初还不太敢确定，因为她知道与周恩来同去欧洲的，还有一个张若名。
张若名是邓颖超的同学，也是天津进步学生团体“觉悟社”的成员。在这个团体里，张若名是个才女，文章写得好，据说长得也比较漂亮。
而邓颖超年龄比较小，“像个虎头虎脑的假小子”。因此，社里的不少同志都没把她和周恩来联系在一起，都认为周恩来和张若名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邓颖超也这么觉得。
图为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。邓颖超在前排右三，周恩来是后排右一，可惜张若名没在照片里。尽管照片很小，但也可以发现，总理青年时确实很帅。
可为什么周恩来要“舍近求远”，舍弃了张若名，选择了邓颖超呢？
经过巴黎的一段生活，周恩来看出来了，张若名不会是那个会跟他一起上断头台的人。
张若名出生在河北一个名门望族，祖父是当地的首富，父亲是一个官员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她既是一个“富二代”，也是一个“官二代”，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。
邓颖超的出身则很不一样。她早年丧父，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几乎一无是处。她自小就跟着母亲辗转各地，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。这样的出身背景，往往更容易造就一个坚定的革命者。
虽然张若名跟周恩来一起来到法国，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渐行渐远。张退出了政治，后来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学者。但她的最终结局，也令人唏嘘。
1950年代，周总理曾亲口对侄女周秉德讲述了这段往事，他说：
我的终生伴侣，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。于是，我主动同张若名说清楚，转而与你七妈频繁通信。
周秉德女士在书中说，她真想知道，伯伯与张若名分手时都说了些什么。
其实，我也想知道。
02
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，有不少赫赫有名的女性，往往都隐藏在丈夫的光芒之下。也正由于丈夫的光芒太过耀眼，她们真实的形象就显得较为模糊。
譬如，孙夫人庆龄先生。她留给世人的印象，通常是梳着一丝不苟的发髻，姿态优雅，浅浅微笑。可了解她的历史，会发现庆龄先生是一位极其爱憎分明、敢做敢为的人。
邓大姐也一样。她并非全然如外貌给人的含蓄而柔软，而是一个颇为犀利且坚韧的人。
有两个故事，很可以反映她这种个性。
1925年夏天，邓颖超来到广州与周恩来结婚。那时，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，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，在家中宴请同僚。
这些同僚中，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，他们日后都赫赫有名：张治中、邓演达、何应钦、邓中夏、陈赓等。
饭吃到一半，张治中听闻邓颖超曾在五四运动中当演讲队长，就提出让她讲恋爱经过。大家一听，热烈地起哄鼓掌。周恩来有点担心，怕新婚妻子应付不来。
哪知道，邓颖超以瘦小之躯站在板凳上，毫不怯场地把两人相识到相爱的过程讲述了一遍。张治中听后连声感叹道，周夫人，名不虚传。
这时，邓颖超又毫不客气地说：
什么周夫人，我有名字，邓颖超！
周邓结婚照，1925年广州。
两年之后，这一桌子上的两党散了伙。
1927年春天，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共产党人，白色恐怖来临。对早期的共产党员来说，那是一场劫难。
对邓颖超而言，那更是一场双重劫难。当时，她正在广州的教会医院产子，周恩来已去上海，只有她年迈的母亲在身边。孩子难产，医生使用产钳用力过猛，结果婴儿头部受创没有存活。
这多少算是医疗事故吧。邓颖超极尽克制理性，没有责怪医生，反而宽慰他们：
我知道你们尽了最大努力。
她的这个态度打动了本就内疚的医生。面对军警的追捕，她将自己的真实身份道出。也许是医院也想做些弥补，他们就甘冒风险，将邓颖超安全掩护到香港。最终几经磨难，成功与周恩来汇合。
我看到这段故事，深感在如此乱世，遑论是一位女性，哪怕是意志稍微脆弱的人，恐怕都是难以度过的。
革命是熔炉，从这里面淬炼出来的人，又怎么可能是凡人。
而设想一下，当周恩来见到邓颖超历尽生死来到他身边，对这样的妻子，又怎么可能不敬不爱呢？
03
在此后的许多年里，邓随周辗转南北，也助他周旋四处、联络各方。
我看过一个比喻：说周邓不是一朵花，是两朵花。可是，如果这两朵花同时争奇斗艳，那会抢走其他太多花的光彩。
所以，就只好委屈邓大姐这朵花了。
尤其1949年以后，周总理对邓大姐的“压制”可谓是全方位的。这种“压制”在旁人，都有点看不过去。
在第一届政府组成之时，周恩来可谓事无巨细、考虑周详，能安排的都给安排了。比如，傅作义将军本已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，但周恩来认为傅将军接受和平改编、保住古都北京的功劳很大，应再安排实职。于是，就提议傅作义为首任水利部部长。
但他就是没有安排邓颖超。
这时，一位前国民党人士出来说话了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在周邓婚礼上“起哄”的张治中先生。他直言不讳地说，说什么也得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部长职位，才让人心悦诚服。
周恩来听了之后笑着说：
文白先生，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，您就不必多操心了吧。
压职位也就算了，可到了工资上，还是要压。
邓颖超是1925年3月入团、5月转党的老革命，出席过“六大”、负责过机要、参加过长征。到了定工资时，邓大姐很有分寸地，只给自己定了普通部长的五级。可到了周总理那里，又给硬降了一级。
到了70年代，有人提议邓大姐出任国家领导人，可还是被周总理压下来。邓大姐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动议，还是小平同志对她说：
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。
1970年代，邓大姐与邓公在开会。
邓大姐心里有没有委屈呢？也有。后来她在同晚辈谈话时说：
我做了名夫之妻，你们伯伯一直是压我的。
有一句话说的是：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，是一对一的民主，一加一的自由。
那么，既是民主就有规则，既是自由就有约束，既然是妥协就不会是各让50%。总会有人让得更多一点。
04
邓大姐的隐忍，不光是作为一个懂事的妻子的隐忍，而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隐忍。
这种隐忍，越是在复杂的环境里，越关键。这就要说到“文革”十年。
众所周知，在那十年间，周总理始终处在风暴的中心，如邓大姐所说“不过未打倒就是了”，许多与总理有关系的人都挨了整。
那十年，邓大姐给自己实行了“三不政策”：不见人、不通信、不写材料。这个“三不政策”执行之彻底，就连亲属也不例外。
不见，是为了保护她们。
所以，翻看邓颖超的生平资料，“文革”中她除了关照总理的身体，就几乎找不出来什么别的事。
周邓晚年在西花厅。
但即便在隐忍之中，邓大姐也不是没脾气，而是有脾气的。
据秘书赵炜的回忆，曾亲眼见到过“大姐和总理”动气。那是在1973年冬天，她正要去找邓大姐，却看见周总理神情严肃地往外走，“一眼就能感觉出他心中有股尽量压抑住的气恼”。
见到秘书来了，总理只说了一句话：
赵炜，你在这陪陪大姐，安慰她一下。
秘书走进房间，只见大姐手扶着椅子呆呆地站着，“也是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”。秘书并不敢问缘由，只是悄悄地走近她身边。
那么，他们会因为什么事动气呢？
我试图找出一些旁证，但没有成功。不过，引人注意的是这个事发生的时间点：1973年冬天。
据《周恩来年谱》记载，在那年11月至12月间，周总理因外交上的一些事情，被污蔑为“投降主义”，遭到错误批判。总理的卫士高振普同志，曾回忆过这一段，当时总理已身患癌症，可批判他的会还是开了十几天。
周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，产生了不同意见呢？
就都不知道。
05
我觉得邓大姐与总理相伴，是不容易的。
不容易的地方就在于，她一边作为妻子，应当享有妻子的权利；一边作为党员，又必须要严守纪律。一边作为独立女性，应当有自己的天地；一边作为“名夫之妻”，又不得不做出牺牲。
这种矛盾，即便在总理故去之后，依然在她身上体现着。她时常追忆与总理的往事，也偶尔发些“牢骚”。
比如，周邓都不直接管钱。总理曾当着大姐的面问卫士，“我现在有多少钱”。注意，他说的是“我”，而不是“我们”。邓大姐在一旁听着，就不高兴。
晚年时，她提起这一桩事就抱怨说，“他脑子里没有我，大男子主义”。
这个阶段，邓大姐需要顾及的东西少了，说话做事更为直接，更像年轻时的演讲队长。
1982年，国家决定编辑出版《周恩来传》。按说出版自己丈夫的传记，是件很好的事。
可是，当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来到西花厅听她意见时，邓大姐的态度似乎没那么“积极”，她说：
我要重申一下，对恩来的事，关于他的东西，我不直接提意见。不过，你们来找我，我不是完全不负责任，如果你们需要核对一些事实，我不推卸责任。
这些话，让邓大姐的形象，变得更为生动而立体。
所以，像所有的爱情一样，周邓之间也并非只有情话。这些来自女方的“牢骚”和“抱怨”，也能反映他们感情生活的真实面。
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是周选择了邓，也是邓成就了周。
也是在那次同《周传》写作组的谈话中，邓颖超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道出了她的心声：
希望你们不要把我，当做周恩来一辈子事情的一部电影。不要以为我什么事情都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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